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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船扬帆睹证漳州海商的振兴 完竣海上丝绸之道

帆船

  数千年前,一艘艘满载丝绸、茶叶、瓷器的航船由泉州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云帆竞发,远渡重洋,呈现出“香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的繁荣盛景。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文化古国联接在一起,也给世界的经济贸易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航船就是当时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舶”“中国古代四大名船”之一的福船。

福船扬帆睹证漳州海商的振兴 完竣海上丝绸之道

  “福船”始于宋代,因在福建沿海建造而得名,亦称“大福船”。福船是一种尖底木质风帆海船,甲板平坦,龙骨厚实,采用抗沉性极强的水密隔舱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帆船所具有的安全性;又以平衡纵帆作为推进装置,使船在横风甚至逆风下也可以航行,还可以根据风力大小卷放帆面,即使帆面有许多破洞,仍能维持良好的受风效果,且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清嘉庆年间蔡永蒹所撰《西山杂志王尧造舟》载:“天宝中,王尧于勃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舟。舟之身长十八丈银镶舱舷十五格(即水密舱),可贮货品三至四万担之多。”

  历史上素有“海舟以福建为上”之说。《宋史:食货志》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明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命福建都司造船137艘。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自泉州迁至福州,造船场遍及全省沿海各地,官办和私人办的造船业都很发达,其工艺先进、设备精良,主要船型有福船、宝船、封舟、白艚船。

  官营、民营、官召商营是明代福建造船业主要的三种形式。造船除数量多以外,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船体增大,二是船型名目繁多。最大的船舶要数郑和下西洋的大型宝船,《明史郑和传》载:“永乐三年(1403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郑和的宝船就是福船船型,折合现今长度为151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帆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顺风调帆,锚重上千斤,需200人才能起航。从尺度、结构、装备等方面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舶。明代造船能力之强,造船技术之高,可谓举世无匹,代表着我国古代最高的造船水平,为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华夏文明特别是福建海洋文明的传播者,福船以其独具的良好横向航海性能,成为我国古代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最优秀的木质帆船,也是我国使臣出使海外的重要交通工具。在历次封使团渡海中福船从未留下海难记录,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骄傲”。

  明朝天启年间的《武备志》第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七卷“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主要战船的福船,由大到小,分为六个型号: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二号福船,吃水最少一丈;三号草撇船(哨船);四号海沧船(冬船);五号名开浪船(鸟船);六号名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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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兵志》载:“福船耐风涛,且御火。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砲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固强大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其战斗力十分强,常克敌制胜,是深海优良战舰和明清两朝的主要战舰。明代抗倭大将戚继光赞扬“福船乘风而下,如车碾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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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抗倭名将俞大猷在东南沿海一带领兵与倭寇及海盗作战期间,写下《洗海近事》一书,其中对福船的类别、型号、尺度、应造数量、选用材料、所需银两、配备兵员、委派何人监造等细节皆有涉及。

  东山岛为明代全闽海疆的五大水寨之一和福建沿海重要的军事防御要地。铜山自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设铜山水寨署,配备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共46艘,官兵1141名;遇汛,贴驾征操军555名。负责巡防闽南、粤东及海峡南部各险要汛区。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抗倭名将沈有容率战船21艘出兵收复台湾,全歼东番(台湾)倭寇,台湾第一次从侵略者手中被收复回归大明王朝版图。明末郑成功军队在水寨大山北麓设有船坞建造战船,训练水师,准备收复台湾。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舟师由铜山开驾攻取台湾,使孤悬海外长达数十年的台湾再归王化。福船的威武雄壮及其在古代航海和战争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漳州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自古就有造船通番的习俗。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明成化、弘治年间,月港因走私盛行,一派“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繁荣景象,被称为“小苏杭”。至正德年间,当地豪民又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清乾隆年间,漳州商人兴起到暹罗造船买米,两三个月时间就能造成一艘载重200吨的大船,其后当地华侨乃至暹罗国王都投资建造并拥有相同式样的中国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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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闽粤边陲海隅的东山岛走马溪,元代开放海商时期已是外国商船由粤趋闽的始发之处,成为早在月港兴起之前就已成为闽南粤东沿海商船的活动集散地和东西洋海商的中继站之一。据《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载:“如果把整个梅岭港范围算在内,当时从事海商贸易活动的海商已超过一万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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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正德年间,铜山的商船驰骋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外国商船亦进铜山港停泊,从事商务贸易活动。《铜山志》载:“近通杜浔、漳浦、诏安。远达日本、暹罗,直达番国;上到福、温、苏、锦诸州,下抵湖广各港岸。”尤其是施德政任福建水师提督时,出师巡弋,保护台湾海峡商贾船舶,一时海宇澄清,海商贸易呈现繁荣景象。至清代,以孙有全、高正扬等为代表的铜山海商大户,倾巨资打造“南北船”,因船体用料讲究,制作精良,排水量大,稳固性强,不怕狂风恶浪袭击,“永合隆”“永合华”“有福”“建成”等百余号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东驶澎湖、台湾,南达东南亚诸国,北上日本、朝鲜等地。台湾的“金顺利”“晴荣丸”“中兴丸”“金长顺”“自源兴”“振源”“振兴”“振茂”等商船也常年往返于台湾与铜山,进行易货交易。

  古国的印记,华夏的文明,承载着千年的文化传承。有了海与船的际遇,才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辉岁月。“洪涛接天,巨浪如山”中,作为木质时代远洋船只中佼佼者的福船,以其“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威武雄壮,成就了明代郑和、戚继光、沈有容、郑成功,清代施琅等人的多次壮举,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写下了璀璨的一页。(黄辉全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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